這部幾萬字的回憶錄初稿在開寫傳記，只能算口述材料，需要重新加工。以下五段口述內(nèi)容講的是主人公少年時代的成長。主人公講述了年少記憶中的“武斗”的殘酷；講述了自己家里雖然是地主家庭，時刻要面對不公正的對待，仍然被推薦上中學；講述了自己性格的形成過程，這部分內(nèi)容沒有明確自己有什么樣的性格特質(zhì)，但通過自己的所做所想，讀者或聽眾已經(jīng)能夠隱約感受到了——勤快，體諒父母辛苦，有“商業(yè)頭腦”初顯（有了成本和收益概念），頭腦活，等等。
這部分口述內(nèi)容提供很多故事線索（我需要沿著這些初步的線索，向客戶提問，客戶多講細節(jié)，我就能整理成一個個情景，就像電影那樣的一個個鏡頭），再現(xiàn)了上世紀60、70年代農(nóng)村少年的生活：撿狗糞、牛糞（給生產(chǎn)隊當肥料，或給自己的自留地當肥料），挑幾十斤公糧走不近的路去賣，公糧磚廠挑泥巴，拱瓦窯，做磚。小小少年主動承擔這些苦活、累活，足以反應主人公的性格特質(zhì)?，F(xiàn)在的城市少年無從想象在磚廠做磚的勞累程度了。
主人公初顯的個人特質(zhì)為后面的內(nèi)容，敢為人先做一點小生意作鋪墊，實際上，這本幾萬字的回憶錄素材，主要內(nèi)容就是自己引以為傲的做生意從小到大的過程。主人公口述的都是表面的事例，精神世界的探求遠遠不夠，需要開寫傳記挖掘收集資料，反復和主人公交流才行。
總結(jié)起來，我作為代寫回憶錄作者，為這本回憶錄要增加三種視覺：
一是挖掘主人公內(nèi)心世界的成長和變化；
二是主人公這些引以自豪的經(jīng)歷背后的“痛苦”；
三是找到并擴展主人公背后更重要的東西——時代的坐標軸。
以下是部分口述材料節(jié)選：
在七零年的時候，就同大人一起挑公糧到土城門糧站去交，一挑只能挑三四十斤左右，籮筐皮重都要占8斤，減了8斤就還只有30斤左右，后來我想了一個辦法，不用籮筐挑了就用口袋裝起來挑，一挑也多掙10斤左右。
在六七年開始，我們又受到了打擊，我們是打擊的對象，特別是六七年的七月十六日，那天大河機械廠搞武斗打死數(shù)百人，其中我們隊上就打死了三人，三人當中有一個是我表叔，還有一個是我小學一班的同學，他才十二歲，在那一天的上午，我們看到打得那么狠，我和我爸爸從小路走到我一個姨爺爺家去躲，沒想到剛走出我們生產(chǎn)隊界上就遇到我們六隊一個姓萬的，就拿起鋼釬就要殺死我倆爺子，當時我爸爸跟他說了很多好話，終于放過我倆爺子了，不是就把我倆爺子殺死了，那天晚上走到我姨爺爺家里也是不安寧的，看到附近的寨子又打起來了，那總指揮是個瘸子，是從開縣用滑竿抬起來的。幸好沒有打到我們這里來，后來他們就回去了。我們生產(chǎn)隊的電是縣里農(nóng)村早點上的，當時縣里面只能學校和機關(guān)才能用電，我們生產(chǎn)隊的社員要接中學的電，商量很多次終于中學承認了，他們說安裝的費用要由生產(chǎn)隊自己出，我們生產(chǎn)隊就賣了一頭公牛三百八十塊錢，就把我們生產(chǎn)隊全部的電安好了。
我在六八年的時候我們大隊干部還是有些好心腸，推薦我進入中學讀初中，我們同齡有好幾個，其中有五個都是歷史上有問題，只把我一個地主的兒子推薦讀初中，其余幾個就只讀了一個小學，我還是感謝大隊干部是一個執(zhí)行政策好領(lǐng)導，我曾聽大隊干部說：“出生不由選，道路由自己選。”
我從六八年進入初七一級，當時改為春秋招班，我就讀了三年半的初中，就成為了七二級的學生。我在讀初中這些年里，就沒有認真去讀書，讀書成績不好就沒有去認真學習，但是爸爸媽媽和老師又喜歡我，原因是聽爸媽和老師的話，不調(diào)皮，愛勞動，在當時對教學沒有現(xiàn)在這樣抓得緊，只要愛勞動不惹禍，表現(xiàn)好就是好學生，到現(xiàn)在后悔來不及了，從初一開始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去撿狗屎，八點鐘回來吃早飯，八點二十進教室，八點半上課，中午十二點放學回家吃飯，在吃飯前還要在周邊打一背豬草，再回來吃飯，再去上下午課，下午兩節(jié)課上完就回家在生產(chǎn)隊干活，在初一的時候我在生產(chǎn)隊干一天活只有兩分工，上午一分下午一分，我每天下午放學后就回到生產(chǎn)隊干活，后來生產(chǎn)隊的人看不得我又在讀書又在生產(chǎn)隊干活找工分，在當時一個大勞動力有十分，十分的價值當年只有兩角錢左右，我爸媽還是地主壞份子，抬不起頭說不起話，他們就看不得我又讀書又找工分，生產(chǎn)隊又來個規(guī)定，如果遲到了的要扣兩分，我放學的時候，時間有時候老師講課拖堂，有時候就要遲到兩三分鐘，那么就要扣兩分，我做一下午只有一分，遲到了就要扣兩分，做了一下午不給分我不說，還要在我爸媽那里借一分來扣，這也是那些不公平的黑心肝的人做的事，最終通過社員大會討論，也不在我爸媽那里借分來扣，只是這一下午白做。在當時我們家庭成分又有問題，他們做的活路也受到他們的欺壓，同樣跟他們做一樣的活一樣多，他們能評十分，我爸媽就只能評八分，為什么呢，他們就說政治思想要評兩分，貧下中農(nóng)再做得少都可以評十分，因為他們政治思想好就可以評滿分。他們這樣克扣我們，我爸媽做到每天出工，一年算下來總的分還比他們多，結(jié)算出來我們還是能夠分到一百五十元左右，在分錢的時候，他們又看不得，他們就問記分員和會計算錯了沒有，記分員和會計說沒有算錯，他們就無話可說。他們對我讀書又找工分不滿，我就不跟他們一起干活了，我每天早晚出去撿狗糞和牛糞，我一天還得掙上七八分，我這一算，還劃得來些，因為積肥是按定額計算，他們沒有辦法少我的，之所以我讀書成績撇，思想就想到找工分去了，到現(xiàn)在后悔了，做事無文化就很吃虧，在那個時候一天都勞動，搞勤工賤學，我還炒過炸藥的，在炒炸藥的時候還差一點點燒壞了我，幸好打得及時，只給外衣燒爛了，皮膚沒受到損傷，每天上課到上午，上到上到就拉警報，搞防空演習，從教室里跑上跑下，躲防空洞，一天就是搞這些空事。在那個時候我一家五口人就只住一間土墻房還是請的牛頭寨上師傅來修。
在七零年的時候，就同大人一起挑公糧到土城門糧站去交，一挑只能挑三四十斤左右，籮筐皮重都要占8斤，減了8斤就還只有30斤左右，后來我想了一個辦法，不用籮筐挑了就用口袋裝起來挑，一挑也多掙10斤左右。
在七二年初中畢業(yè)后就全天在生產(chǎn)隊干活，那個時候生產(chǎn)隊給我評上五分了，他們貧下中農(nóng)的子女就可以評五至六分，還是受到他們的欺壓，后來我受父母的影響，我就一早出去撿狗糞，回來再出工干活，中午放工后又出去撿狗糞回來，吃了飯再去生產(chǎn)隊干活，這樣的話一天工分就和他們差不多了，加上有些農(nóng)活是做定額的，就做的多得的多，我就從那個時候起，就開動腦筋了，只做強的，不做弱的了，在那個時候我們公社準備開辦一個磚瓦廠，瓦廠辦到我們八隊那里的，我在建廠的時候就去挑泥巴，拱瓦窯，那是挑立方，挑得多得的多，我就不吃他們這些人的虧了，瓦廠建起后，我就開始做磚了，做也是做得多得得多，我每天出工比其他人出得早收得晚，我每天做的工分都比他們多，但是他們又看不得了，又把我叫回生產(chǎn)隊跟他們一起干，我想還是劃不算。（待續(xù)）
